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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客家文化特征探析
    日期:2016-01-28  来源:林晓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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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“客家”热的全球升温,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。然而,这方面的研究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,即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客家民俗文化具体如民居、饮食、服饰、习俗等方面的调查和叙述,乏见对客家文化物质方面的深层次探索,或者将客家文化特质等同于具体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。这样,就不能合理的诠释客家精神风貌以及客家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,不利于客家学这门学科的构建和发展。一种文化的特质是指该文化带有决定性、本质性的特点,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质以及物质层面的文化特质。 对文化特质的研究,是文化研究中的必然走向。
    本文认为,客家文化的特质不是一维的,它表现出儒家文化、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。客家人崇祖先、重教育、保守与变革的三重特点以及寻根意识、开拓精神与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,可谓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。
    一、    客家文化特质之一:儒家文化
    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物质。
    自西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来,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,儒家文化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势文化,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中最重要的支柱。应该说,汉族的各个民系受儒家文化之影响都是非常大的,而在客家文化中,儒家文化的因子似乎比其他民系保留得更多、更深厚也更为持久。
    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、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。
    崇祖先 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崇祖色彩,儒家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,从其鼻祖孔子那里就奠定了。据说“孔子为儿嬉戏,常陈俎豆,设礼容。”[1]他从小就对周礼,特别是其中的祭祀祖先之礼,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据记载:“子入太庙,每事问”[2],孔子来到太庙,对祭祀祖先的祭器、祭礼等有关事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而在参加祭祀祖先的活动时,孔子自谓“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”[3],他总是毕恭毕敬,惟虔惟诚,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其中,仿佛祖先真的在祭所似的。在儒家的经典著作即“四书五经”中,有着许多关于祭祖的内容,并且从不同角度流露出崇祖的思想。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以及儒家经典的“四书五经”的崇祖思想。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宣扬祖先崇拜的意义,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积极参与各王朝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的制订。在他们的努力之下,中国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,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。他们还在使祭祖纳入到民间宗族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,尤其是在宋代,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,曾经提出了一个宗子祭祖的方案,其中内容有,每个宗族内必须建立一个奉祀高、曾、祖、祢四世神主祠堂四龛,并且,初立祠堂时,计现四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,以供祭用。朱熹等人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,从此,民间祠堂、义田大量涌现,家族的祭祖活动更为频繁。祖先崇拜在儒家的倡导下成为普通风气,崇祖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    客家民系的形成恰逢理学盛行时,客家文化深受理学家崇祖思想的影响,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文化。其中,客家祠堂集中地体现客家人的崇祖意识。在传统的客家社会,客家宗族无论大小都建立起自己本族的祠堂,祠堂是祖先的妥灵处,其主要功能就是崇颂和祭祀祖先。祠堂放置祖先的牌位,俗称“祖公牌”、“神主牌”,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。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,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的祠堂,往往分几层陈列着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,密密麻麻,蔚为大观。在许多传统的客家祠堂,盛行在春节等节日挂祖宗像的做法,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。春节挂祖先像一般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五开始,至正月十五结束。在此期间,人们早晚要到祠堂的祖像前烧香点烛、虔诚供奉。在过去,男婚女嫁时,也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之前表示其虔敬之意。女子出嫁时,要在祖像前祭拜;男方的接亲者也要到女方的祖像前进行供奉;新婚拜堂时,要在祖像前拜天地、祖宗与父母。客家祠堂的大门两侧、厅堂的墙壁及柱子上,镌刻着许多对联,其内容以颂扬宗功祖德的居多。例如:南康凤岗董氏宗祠对联:“堂势尊严昭奕代祖功崇德,宗支蕃衍喜联科秋解春元”,对联中表达了子孙后代对祖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。“祠”的本意在春天祭祖,祭祀祖先是为祠堂的最主要功能,在客家人的各项祭祖活动中,祠祭的参加者为族中男丁,如宗族太大,则由每家或每房派代表参加。祭祖的仪式多由宗子、族长主持,祭祖仪式隆重,气氛庄严、肃穆。客家人除建祠堂外,还重祖坟及其“风水“,这都反映出浓厚的崇祖观念。
    重教育 儒家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。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,推广私人办学这一新的办学方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提倡且实行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,广招学生,先后有“弟子三千,贤人七十”,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后世儒生们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,高度重视教育。由于儒生的提倡,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等学官,开通了读书、受教育而做官的机制,后来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实施,更是打开了通过读书而步入仕途的大门,客观上也促进了教育地位的提高以及教育的发展。
    客家文化中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。客家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:“蟾蜍罗,哥哥哥,唔(不)读书,无(没)老婆”、“生子不读书,不如养大猪”。在传统社会,客家重视教育,比较突出表现在办祠堂学校和助学、奖学等方面。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,经济相对落后,在兴学校办教育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制约。然而,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,办起了一所所的学校。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《客法词典》中描写道:在嘉应州,“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。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,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,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。在乡下每一个村的学校,尽管那里只有三、五百人,至多也还过三、五千人,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,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,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。全境有六、七百个村落,都有祠堂,也就是六、七百个学校,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”。[4]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,事实上,其他客家地区这方面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。据粗略统计,客家祠堂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!甚至现在,仍有少量的客家祠堂作为村级小学的教学场所。有的祠堂学校规模很大。例如,民国二十二年,宁都黄陂村廖氏武昌公祠办了一所小学,校内学生多达400余人。客家人除办祠堂学校外,还出资帮助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,同时,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。过去,客家祠堂都有祠产,有一定数量的田地,叫做“公堂田”,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,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,称为“学谷”,根据子弟考取功名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的奖励。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、人才辈出,与其弘扬儒家的重教精神,积极办学、助学与奖学是分不开的。
    保守性与变革性 儒家表现出保守性与变革性的二重性特征。例如,孔子提倡“克已复礼”,企图恢复过去西周的等级制度,表现出其守旧思想;同时又说:“齐一变,至于鲁,鲁一变,至于道。”[5]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;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”[6]承认社会制度某些变化的合理性。儒家后学也是如此,一方面主张“天不变,道也不变”[7],另一方面又宣扬“苟日新,又日新,日日新”[8],“天地之化,往者过,来者续,无一息之停”(朱子语)的思想,儒家的经典著作,作为“五经”之首的《周易》盛赞“周武革命”,称其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,并且发出了“革之义大矣哉”[9]的感叹。在历史上一些推翻旧王朝,建立新政权的变革或战争中,常可见到儒生的身影。
    客家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守旧的一面,表现为客家人重视传统,习惯因循,性格偏内向;另一方面,客家文化中又发扬了儒家变革性的特点,客家人勇于变革和革命,这方面自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当政治腐朽、社会黑暗、民不聊生的时候,他们往往挺身而出,揭竿而起,向腐朽势力发动冲击。例如,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等皆为客家人[10],其部众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;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不仅孙中山是客家人,其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,有31人是客家人。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客家人,如朱德、叶剑英、张鼎丞等。20世纪30年代,中共中央把中共革命根据地建在客家大本营,客家人所表现出的革命性亦当是这一决策的依据之一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,客家人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,仅兴国一个县23万总人口中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,其中,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数达2万3千人之多。长期以来,客家人确实表现出一种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关心国家,关心政治,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气概。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《客家与中国革命》一书中说:“没有客家,便没有中国革命,换言之,客家的精神,是中国的革命精神”[11],这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化,但也确实道出了客家人变革性、革命性的一面。


    [1]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
    [2] 《论语·八佾》
    [3] 《论语·八佾》
    [4] 《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》,见《客家研究》第一集,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,178页
    [5] 《论语·雍也》
    [6] 《论语·为政》
    [7] 《汉书》卷56《董仲舒传》
    [8] 《礼记·大学》
    [9] 《易·革·彖》
    [10] 王庆成:《客家与太平天国起义》见《客家与近代中国》,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
    [11] 《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》,见《客家研究》第一集,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,175页
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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