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家文化特征探析-江西客家博物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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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文化特征探析

日期：2016-01-28　　来源：林晓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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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“客家”热的全球升温，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。然而，这方面的研究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，即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客家民俗文化具体如民居、饮食、服饰、习俗等方面的调查和叙述，乏见对客家文化物质方面的深层次探索，或者将客家文化特质等同于具体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。这样，就不能合理的诠释客家精神风貌以及客家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，不利于客家学这门学科的构建和发展。一种文化的特质是指该文化带有决定性、本质性的特点，包括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质以及物质层面的文化特质。对文化特质的研究，是文化研究中的必然走向。

本文认为，客家文化的特质不是一维的，它表现出儒家文化、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。客家人崇祖先、重教育、保守与变革的三重特点以及寻根意识、开拓精神与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，可谓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。

一、 客家文化特质之一：儒家文化

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物质。

自西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，儒家文化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势文化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中最重要的支柱。应该说，汉族的各个民系受儒家文化之影响都是非常大的，而在客家文化中，儒家文化的因子似乎比其他民系保留得更多、更深厚也更为持久。

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、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。

崇祖先　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崇祖色彩，儒家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，从其鼻祖孔子那里就奠定了。据说“孔子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”[1]他从小就对周礼，特别是其中的祭祀祖先之礼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据记载：“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”[2]，孔子来到太庙，对祭祀祖先的祭器、祭礼等有关事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而在参加祭祀祖先的活动时，孔子自谓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[3]，他总是毕恭毕敬，惟虔惟诚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其中，仿佛祖先真的在祭所似的。在儒家的经典著作即“四书五经”中，有着许多关于祭祖的内容，并且从不同角度流露出崇祖的思想。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以及儒家经典的“四书五经”的崇祖思想。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宣扬祖先崇拜的意义，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积极参与各王朝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的制订。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中国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，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。他们还在使祭祖纳入到民间宗族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，尤其是在宋代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，曾经提出了一个宗子祭祖的方案，其中内容有，每个宗族内必须建立一个奉祀高、曾、祖、祢四世神主祠堂四龛，并且，初立祠堂时，计现四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，以供祭用。朱熹等人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从此，民间祠堂、义田大量涌现，家族的祭祖活动更为频繁。祖先崇拜在儒家的倡导下成为普通风气，崇祖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。

客家民系的形成恰逢理学盛行时，客家文化深受理学家崇祖思想的影响，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文化。其中，客家祠堂集中地体现客家人的崇祖意识。在传统的客家社会，客家宗族无论大小都建立起自己本族的祠堂，祠堂是祖先的妥灵处，其主要功能就是崇颂和祭祀祖先。祠堂放置祖先的牌位，俗称“祖公牌”、“神主牌”，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。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，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的祠堂，往往分几层陈列着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，密密麻麻，蔚为大观。在许多传统的客家祠堂，盛行在春节等节日挂祖宗像的做法，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。春节挂祖先像一般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五开始，至正月十五结束。在此期间，人们早晚要到祠堂的祖像前烧香点烛、虔诚供奉。在过去，男婚女嫁时，也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之前表示其虔敬之意。女子出嫁时，要在祖像前祭拜；男方的接亲者也要到女方的祖像前进行供奉；新婚拜堂时，要在祖像前拜天地、祖宗与父母。客家祠堂的大门两侧、厅堂的墙壁及柱子上，镌刻着许多对联，其内容以颂扬宗功祖德的居多。例如：南康凤岗董氏宗祠对联：“堂势尊严昭奕代祖功崇德，宗支蕃衍喜联科秋解春元”，对联中表达了子孙后代对祖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。“祠”的本意在春天祭祖，祭祀祖先是为祠堂的最主要功能，在客家人的各项祭祖活动中，祠祭的参加者为族中男丁，如宗族太大，则由每家或每房派代表参加。祭祖的仪式多由宗子、族长主持，祭祖仪式隆重，气氛庄严、肃穆。客家人除建祠堂外，还重祖坟及其“风水“，这都反映出浓厚的崇祖观念。

重教育　儒家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。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，推广私人办学这一新的办学方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提倡且实行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，广招学生，先后有“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”，可谓是桃李满天下。后世儒生们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，高度重视教育。由于儒生的提倡，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等学官，开通了读书、受教育而做官的机制，后来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实施，更是打开了通过读书而步入仕途的大门，客观上也促进了教育地位的提高以及教育的发展。

客家文化中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。客家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：“蟾蜍罗，哥哥哥，唔（不）读书，无（没）老婆”、“生子不读书，不如养大猪”。在传统社会，客家重视教育，比较突出表现在办祠堂学校和助学、奖学等方面。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，经济相对落后，在兴学校办教育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制约。然而，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办起了一所所的学校。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《客法词典》中描写道：在嘉应州，“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。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，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，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。在乡下每一个村的学校，尽管那里只有三、五百人，至多也还过三、五千人，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，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，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。全境有六、七百个村落，都有祠堂，也就是六、七百个学校，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”。[4]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，事实上，其他客家地区这方面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。据粗略统计，客家祠堂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！甚至现在，仍有少量的客家祠堂作为村级小学的教学场所。有的祠堂学校规模很大。例如，民国二十二年，宁都黄陂村廖氏武昌公祠办了一所小学，校内学生多达400余人。客家人除办祠堂学校外，还出资帮助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，同时，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。过去，客家祠堂都有祠产，有一定数量的田地，叫做“公堂田”，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，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，称为“学谷”，根据子弟考取功名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的奖励。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、人才辈出，与其弘扬儒家的重教精神，积极办学、助学与奖学是分不开的。

保守性与变革性　儒家表现出保守性与变革性的二重性特征。例如，孔子提倡“克已复礼”，企图恢复过去西周的等级制度，表现出其守旧思想；同时又说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[5]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[6]承认社会制度某些变化的合理性。儒家后学也是如此，一方面主张“天不变，道也不变”[7]，另一方面又宣扬“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”[8]，“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”（朱子语）的思想，儒家的经典著作，作为“五经”之首的《周易》盛赞“周武革命”，称其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并且发出了“革之义大矣哉”[9]的感叹。在历史上一些推翻旧王朝，建立新政权的变革或战争中，常可见到儒生的身影。

客家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守旧的一面，表现为客家人重视传统，习惯因循，性格偏内向；另一方面，客家文化中又发扬了儒家变革性的特点，客家人勇于变革和革命，这方面自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当政治腐朽、社会黑暗、民不聊生的时候，他们往往挺身而出，揭竿而起，向腐朽势力发动冲击。例如，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、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等皆为客家人[10]，其部众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；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不仅孙中山是客家人，其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，有31人是客家人。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客家人，如朱德、叶剑英、张鼎丞等。20世纪30年代，中共中央把中共革命根据地建在客家大本营，客家人所表现出的革命性亦当是这一决策的依据之一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客家人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，仅兴国一个县23万总人口中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，其中，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数达2万3千人之多。长期以来，客家人确实表现出一种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关心国家，关心政治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气概。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《客家与中国革命》一书中说：“没有客家，便没有中国革命，换言之，客家的精神，是中国的革命精神”[11]，这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化，但也确实道出了客家人变革性、革命性的一面。

[1]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

[2] 《论语·八佾》

[3] 《论语·八佾》

[4] 《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》，见《客家研究》第一集，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，178页

[5] 《论语·雍也》

[6] 《论语·为政》

[7] 《汉书》卷５６《董仲舒传》

[8] 《礼记·大学》

[9] 《易·革·彖》

[10] 王庆成：《客家与太平天国起义》见《客家与近代中国》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９月第1版

[11] 《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》，见《客家研究》第一集，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，17５页